大家好明福今投，我是兰台。
在解放军的开国将领中，有一位名字非常特别，他就是何雨农。他出生在四川茂县的水西村，是唯一一位来自羌族的“开国大校”。何雨农的军事生涯跨越了长征、抗战、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国防建设，他的名字与一段鲜为人知的中美并肩作战的历史紧密相连——1944年，他在太行山地区成功组织了营救行动，将9名美国B-29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从敌军手中解救出来，并一路护送他们到达八路军129师太行军区的司令部。这段历史，后来被飞虎队的成员杰克·萨姆森在他的书《陈纳德》中提到，成为了跨越国界的战友情谊的见证。
何雨农出生于1920年1月，地点是四川茂县凤仪镇的水西村。他7岁时就开始在私塾读书，但由于家境贫困，10岁时不得不辍学。1935年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队伍到达岷江流域，红31军93师272团进驻了水西村。15岁的何雨农被红军的英勇精神所感动，决定加入红军。那一年，他随红军在北川、茂县土门、天全、芦山、名山、雅安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秋天时，他跟随队伍翻越了梦笔山和夹金山这些终年积雪的高山，忍受风餐露宿，继续南下。
展开剩余82%1936年，何雨农进入了红军大学特科测绘班，学习结束后，他被分配到93师担任测绘班长、见习参谋和团侦察参谋等职务。早期的测绘训练，成了他后来能够执行一系列艰难任务的基础。
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，何雨农被调入八路军129师，先后担任了司令部侦察参谋、股长、师部通讯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等职务，后来在太行军区担任团参谋长、副团长和团长。1937年10月，他随772团参与了长生口伏击日军的战斗。1938年秋天，他收到了父亲何光前从战火中寄来的家书。这封信虽然在炮火中难得送达，但给了他在敌后坚持斗争的极大鼓励。多年后，何雨农回乡时，他在信纸上写下了这段话：“此信于1938年秋，在河北南宫收到，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极大的鼓励作用。”
129师入驻太行山后，刘伯承指示部队尽快完成晋冀豫边区的地形图和兵要地志。何雨农当时年仅十九岁明福今投，他带领队伍攀爬悬崖峭壁，几乎踏遍了整个太行山，用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。刘伯承师长对他说：“不愧是红军大学的毕业生。”而在师部的党代会上，何雨农被评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。
这项极为艰难的地形测绘任务，成为他日后完成更为特殊任务的基石。1944年立秋之后，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接到急报：一架美国B-29轰炸机在山西平顺县坠毁，机组人员跳伞逃生。李达迅速指派何雨农带领一个骑兵排并携带医务人员连夜出发，抢先一步到达现场，开始进行营救。
在黎明时分，何雨农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，找到了两名被接到农民家中的美军飞行员。在与他们用会话本进行简单交流后，他得知这架B-29的机组共有9人，其他7人的下落不明。何雨农没有时间休息，带领骑兵排分头进行搜寻，经过一天的努力，他们找到了其中5名飞行员，傍晚时分，又找到了最后2人，最终所有9名飞行员成功获救，只有两人受了轻伤。
与此同时，情报显示，日军正在向平顺方向逼近。李达指示部队立即组织阻击，确保飞行员的安全撤离。何雨农迅速展开行动，他为机长指明了撤退路线。骑兵们挑选了强壮的马匹，扶着伤员骑上马，大家昼伏夜行，历经一天半的风餐露宿，终于将所有飞行员安全护送到太行军区司令部所在地——涉县赤岸村。接着，飞行员们由八路军继续护送，最终被送到了成都。
这段跨国营救行动后来成为飞虎队成员回忆录中的一部分，记载了八路军与美国盟军的深厚友谊。而对于何雨农来说，这场营救战斗是一项没有翻译、没有高科技设备、完全在野外进行的跨国合作，时光的洗礼只让这段故事愈加珍贵。
在解放战争中，何雨农转战南北，先后担任军分区参谋、团长，之后又接任第二野战军第10军28师83团团长、桐柏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等职务。1949年3月，他调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，参加了渡江战役；南京解放后，他接管了国民政府防务系统。接着，他随军进军西南，担任第18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参谋长，参与了重庆市的军管工作。
1950年，他随部进军西藏，出任支援进军康藏司令部参谋长，负责后勤保障工作。1951年昌都解放后，何雨农继续担任副参谋长。1952年，他升为正师级，兼任康藏（川藏）筑路工程司令部参谋长，并一直工作至1954年，直至康藏、青藏公路全线通车。
在雪域高原，氧气稀薄，物资匮乏，何雨农带领队伍在恶劣的条件下建设道路，建立沿线的补给、抢修与医疗系统。少年时的测绘训练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。1955年，他被授予大校军衔，成为唯一一位羌族的“开国大校”。他还荣获了三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之后，他在总后勤学院深造，1958年任西藏军区后勤部部长，1959年转任副参谋长。1960年，他进入北京高等军事速成系学习，毕业后被任命为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兼军事理论班副主任，负责全院的生活保障。
1966年，何雨农调任北京市人委副秘书长，1969年回到高等军事学院，1971年调任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。1983年，他享受副兵团职待遇，并当选四川省人大代表，成为人大常委会成员，积极就森林和流域生态保护提出建议。
何雨农的家风朴实。他育有四个儿子，其中两个儿子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。1979年初，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，年近花甲的何雨农依然亲赴云南参与后勤保障工作，他还鼓励自己的儿子参战，被誉为“一门三杰”。在他的教导下，何家的子弟虽然身经百战，但始终保持着普通军人的风范。
与战友之间的情谊也在细节中体现。何雨农和同为羌族的王世明并肩作战，1943年得知王世明将与护士徐树英结为伴侣时，何雨农省吃俭用送去了两块银元作为贺礼，温暖了战地婚礼。
1953年明福今投，何雨农因公回乡探亲时，才得知父亲已经去世。想起那封在战火中送达的家书，他写下了悼念和感恩的话语：“实现了慈父的预言得胜归来，但不幸慈父已离开人世。特将原信拍成影片，以作永久纪念。”在老兵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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